转居农民的市民化是我国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实践内容。现有关于转居农民市民化困境的研究将其界定为“一种社会文化问题”，集中于文化适应和认同转型的讨论，但这种预设身份和权利一体化的讨论是不充分的。准确地说，转居农民的市民化是“空间身份权利”的实践，从城市、项目和村庄三重空间对转居农民进行赋权，其获得的并非基于一般市民身份而拥有的“市民权”，而是基于多重空间赋权逻辑获得的一组包括基础权利、特殊福利待遇和稀缺权利的复杂权利集合。“空间身份权利”的解释框架可以从权利来源和赋权逻辑的角度厘清转居农民市民权利缺损的原因，丰富关于市民赋权多重逻辑的讨论，也为市民权的建构引入行动的维度。